1977年，停摆了十年的高考发条重新启动，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以考试成绩为标准而择优录取新生的工作，我有幸被华东师大历史系录取，成为一名新生。

经过十年“文革”，高校的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了，如果以历史系为例，除了两门本系的基本课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尚有教材与教员外，其他如中国历史文献都没有师资可用。教研室主任谢天佑只能挖空心思，从编制暂时挂在本校的王春瑜身上“挖潜”，动员他火线顶缺，暂代而上阵了。

王春瑜1937年生于苏州桃花坞，不久迁居苏北建湖县。因为从小在当地长大，所以操一口乡音很重的苏北话。他天资聪颖，尤喜文史，弱冠以后，进步显著，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年以后，又被陈守实教授录取为元明史方向的研究生。他在读研期间，追随周予同先生、朱维铮师兄，参加选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献》的工作，包括选目、定题、撰写题解注释等事项。这对他综合贯通文献的历史与语境帮助极大。所以当教研室要求他承担这门课的教学重任时，他才有勇气临危受命。

我还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那天他提早了十分钟进了教室。我坐在文史楼203大教室右侧第一排门边的位子上，左侧无人。他就坐在我边上聊了起来。我那时已过而立之年，一瞧便知年长于那些小学弟们。他顺便就问：“你是老三届吗？”我点头称是，他不语而露出“果不其然”的神情，似有得色。上课铃声一响，他便稳健地走上讲台，从容地开讲起来。他首先声明，自己不是专搞版本学、目录学出身，对先秦历史文献所知甚少，现在系里为了“加强对我的培养”，“给我压担子，只能从命”。我冷眼看到侧坐听课的谢天佑，对王春瑜冷隽得体的开场白报以了会心的微笑。

我们用的教材是“文革”前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该书从《诗经》讲起，王春瑜便先介绍了相关文献源流，这段历史向来聚讼纷纭，异说不少，他并不要求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们掌握，只是提纲挈领地介绍《诗经》学有很深的渊源。临下课前十五分钟，他当众在黑板上书写一段古文，要求同学们当场边抄边标点，标点完毕后交给他，他要检测我们阅读古籍的水平和能力，以便对症下药，思考如何突破与提高。

都说学生怕考试，但学生也最关心考试结果。王春瑜非常了解学生的心态，下堂课一开始他就说明标点虽属小道，但不宜轻忽，有时一个符号的上下，关乎重大的文义理解。而且标点犹如打扫院庭落叶，须常扫才能常新。所以即使如顾颉刚这样的大学者，也须集思广益、反复推敲，也还做不到臻于完美。他的话分明是在敲打我们，使我们心生警惕，我们的测试离他想象中的成绩还有不小的差距呢。接着他又朗读这段原文并作讲示。原来这是《史记·庄周列传》的一段。最难处在其中有句不知所涉书名应如何读。整个年级中只有十名同学标对了，王春瑜报了这十位答对者的名字，使他们脸上有光。

按《历史文献》的大纲，《诗经》上完后应教《尚书》，但王春瑜宣布，他将上“文史工具书使用法”的课，这个内容上完将使他有个告一段落的交代。开始我们听了有些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他的编制仍在上海师院。“文革”中上海五校合并，共称上海师范大学。现在五校“分家”，各自自立门户，他被“社来社去”，即回归上海师院，也只能服从，于是我们便换了个历史文选学科的老师。

1978年的11月，筹备了多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讨会在华东师大历史系开幕。报名参加会议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达一百二十多名，远远超出华师大接待方的想象。于是只能安排入住学生宿舍，并在河西学生食堂就餐。住宿条件很简陋，一些年过半百的老讲师还得在学生宿舍里爬上铺睡觉，这种狼狈样子，“令人一想到就觉得心内很不安的”（谢天佑语）。

然而衣食住行的条件简慢并没有减弱学者们的研讨热情，以进入议程第一天的讨论为例，因为赵俪生门下的师兄弟孙祚民、孙达人争辩得不可开交，不得不由旁人“劝架”解围方休。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怎样理解农民阶级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的王权主义主张，以及有无让步政策，应该如何评价它的历史作用。时至今日的2018年以后，四十年倏忽过去了，许多问题，时代已提供了答案。

农战史会议高潮迭出，两孙（孙祚民、孙达人）的纷争余音未息，当天下午又进入明末农民战争的二王之争。1978年时，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仅在1963年出版过第一卷，影响远不如八十年代中期成为街头里巷人手一册的普及读物那么巨大。不过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流动的农民战争毕竟动摇了大明王朝的根基，以至于清初史学家王鸿绪有“明之亡也亡于流寇，致亡之道不在流寇也”的感慨。被会议中心组选定作专题发言的一王是华东师大的王家范，他用了一年多时间遍读《怀陵流寇终始录》等记述明代农民战争的史籍，爬梳分析，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有所突破”。而另一王即王春瑜，他则从不为人所重的野史笔乘入手，发现了兵临北京之际，李自成大军仍与苟延残喘的崇祯帝在私下洽谈，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唾手坐收北京之利。虽然这只是一面之词的一家之言，如果在十年前，他的这些言论或会因此被批个要死，现在终于可以放言无忌了。二王的发言有不同的反应，正是百家争鸣，各展雄长。上海的《文汇报》还专门发表了述评，介绍二孙、二王的争论。

王春瑜好发新论，以尖刻辛辣著称，颇有鲁迅杂文遗风，他也颇以此而自得。于是有人不无醋意地批评说：“王春瑜就是会写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文章。”王春瑜闻言后也不生气，冷冷地回敬了一句：“连小文章都写不好的人还谈得上什么大学问、大构思么？”约在1984年，王春瑜奉调赴京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就在那年，他写于二十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厚积薄发，二十年磨一剑，终于使贬他尽发“小文章”者哑口无言。

王春瑜调入北京后，所里安排在明史研究室，室主任是刘重日与曹贵林。王春瑜有挺强的交际能力，所内不少人又在学术圈中见过面，并不陌生。一来二去，很快就成了好朋友。1978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农民战争史的研讨会，王春瑜是大会安排的联络员之一。正是王的居中调停，促成了王春瑜邀请杨讷与我们七七级学生的学术交流与座谈。这次座谈的成效是当事人没法预料的，真可谓无心栽柳。如今，主客位子倒转，杨讷成了引路人，向王春瑜介绍起新“娘家”的一切来。

那时已近农历春节，王春瑜孤身一人漂泊异乡客地，杨讷便邀请王春瑜去他家过年，共迎甲子新年。杨讷当时还住在古城南路历史所分配的两室的旧宅内，住房并不宽敞，一个儿子尚未成家，杨讷个人藏书又多，显得挺拥挤的。杨讷夫人郑启吟女士也是上海人，客居北京，春节上门拜访的友朋不多，难得有上海来的客人，自是殷勤招待。王春瑜不善沪语乡谈，但上海的风土人情还是了如指掌的，双方交谈相得颇为合拍。王春瑜回忆时称，这是他在北京过的第一个温馨的春节。

王春瑜调北京后，虽远在千里之外，仍年年来上海转往建湖老家扫墓，以寄慎终追远之思亲情绪。他来沪一般住衡山路那边的庆余宾馆，一来价格适中，二来地近前辈王元化旧居。他很尊敬王元化，尊敬他的“学贯中西”、胸有浩然之气。王春瑜虽然只给我们上过三个月的历史文献课，我们大多同学的名字他都叫不出，但他却很牵挂我们的成长与去向。他曾要求我们把近百人的毕业留影寄给他，还让我依照片次序将全体姓名录下寄给他，以便他按图索骥，勾起思绪。他与我们七七级学生是有缘的。

记得大约是1995年前后，王春瑜来沪地扫墓，我陪他去同学陈彪处晚宴。那天正好是平安夜，所有的出租车都叫不到，我们只能安步当车，走着去。一路上讲起杨廷福。杨是1957年丁酉之灾的以言受祸者，“文革”中又以摘帽右派而被关入“牛棚”。而王春瑜也在“文革”中入“牛棚”，两人因此有莫逆之交。我讲起1976年，杨廷福在工厂“战高温”，时逢9月9日，次日，与杨廷福同宿一室的某教师揭发，杨廷福半夜在梦中发笑。幸而当时工宣队忙不过来，不了了之。

2008年是我们七七级学生入学的三十周年，同学们共推班长组织纪念聚会，并邀请任课老师参与。王春瑜也在受邀之列。记得那是5月的一天，前一天就从北京坐飞机到沪的王春瑜兴致很高，我和陈彪将他接至华东师大中山北路的锦江之星宾馆。第二天一早，我又陪同他先在华东师大中山北路老校区漫步一圈。王春瑜走到有罗马式古典风格的文史楼大厦，特地提出要去看看他1975年尚未“解放”而被监督劳动的休息室。这是一间仅可容一人侧卧的斗室，那时他就在这里“苟延残喘”，随时听候调遣。他要我替他照了两张相，并仿效孙中山题为“当年蒙难之地”，可见他对“文革”中的往事没齿不忘。

王春瑜201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的文章发表在国内外大小报刊上，可谓文名远播。作协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他成为会员的申请。他也很自豪地成为跨专业的文史双栖的作家，以擅写杂文而自诩。有时谈起昔日同事杨讷，他也不忘调侃几句，说杨讷著文，一个开头左写右写不满意，稿纸撕了一张又一张，待到参差可以时，废纸几已室中满地矣。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习惯，读书写作也是如此。杨讷的严谨周密，算无遗策是有口皆碑。而王春瑜的敏捷果断，出口成章也值得称道。总之，质和量是事物的两面，应该兼顾而不能偏废。

王春瑜“文革”前曾在上海师院任教，给中文系上过中国古代史的公共课。内中有一女性学生包国芳，后来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前总编辑赵昌平的夫人。王春瑜公私兼顾，向出版社贡献了一套《千年眼文丛》的选题，并帮助组织了海内外著名的杂文家披挂上阵。参与其事的作者与选目是：何满子《桑槐谈片》、牧惠《沙滩碎语》、陈四益《草桥谈经》、熊召政《孤山踏雨》、李乔《人在史中》、伍立杨《大梦谁觉》，主编王春瑜的《今古一线》也在其中。这套书视角新颖独特，开掘深入浅出，文字酣畅淋漓，不久即销售一空，颇获名家出手不凡的时誉。只是独具只眼的赵总编对这套成功的书还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王春瑜的文章有见地，能发掘别人“所见不及”之处，但是常将自己已发表的文章在不同的集子中反复收录，这是一种不足。如《万岁考》《语录考》《烧书考》《株连九族考》等篇已不止一次与读者见面了。赵总还比较了朱维铮与王春瑜师兄弟的长短高下，直言不讳地评价说“朱一王二”。

记不清从何年开始，王春瑜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了个专栏，名曰“新世说”，一见就知借用了南朝时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名字，讽喻世风的不良现象。作者署名是“金生叹”，每篇一百来字，请一位专家根据讽刺对象绘一则憨态可掬的白描图。因为文字生动，左图右史，很快就获得了读者的赞赏。有的读者好奇地打听文与图的作者，直至数年后，大家才知道原来又是这位“老顽童”的生花妙笔。过了一两年，积腋成裘，有家出版社将散积汇总成书出版，甚有别开生面之效。

但是王春瑜在文中所附的打油诗却有人提出非议。他说“打油诗”是前辈们的自谦之词，自嘲自己的诗不好，自称之谓。但他们的诗还能大体遵从白话的格律，而王春瑜的诗几乎连平仄声韵一点都不讲，有些过分了。我不谙诗律，谨书此以供王春瑜参考。王春瑜是个不拘小节、不避俚俗的人。如果不以此为忤，他倒真是个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的豁达先生。他不愿斟字酌句地讲究雕琢，但是这似乎不能成为求量而不重质的理由。我曾经向他指出，有的文章在“但是”后面用了句号，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我问他，你对红付印前没有看出么？因为类似之例不是个别，他似乎毫不在意，可见出书求快已成了他的习惯。

历史所原有搞宋史的研究员名为王曾瑜，和他名字仅差一字。常常有来访或来信者被搞错，传达室为之头疼伤神。王春瑜曾和王曾瑜设想，两人联名发表一篇文章，以正视听。惜乎两人一搞宋，一搞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时无法合作，此议遂废。但两人相处合契，再加上研究唐史的张泽咸，组成一个铁三角，凡事敢于主持公道，根本不忌讳得罪何人，有些类似明末的东林党遗风。三人之中，王春瑜涉猎最广，下笔又快，出版的个人文史杂谈最多。听他说，张泽咸虽在病中，王春瑜的新著漏寄一本，他就会打电话来索取。而王曾瑜则兴趣聚焦于宋代士人，他勇敢地批评红遍大江南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一卷比一卷差”。王曾瑜最佩服王春瑜杂文中的《万岁考》，记得《万岁考》一文初发于中国社科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上，王春瑜此文似乎少了些锋芒直言。不想几年后，我们年级中有位同学指责王春瑜的这种宽假不恰当，有“双重标准”的嫌疑。这里的是非曲直当然非旁人离开了一定的语境所能轻易说清楚的。本文在行将结束时提一下此事，非为哗众取宠，实在是为了强调王春瑜名士风格的一面而举个例子而已。知我罪我，尚祈公论。